胭脂红红衣红裙红唇红楼,看红色与女 [复制链接]

不论在世界哪种文化中，红色与女性都有一种不解之缘，将红色视为女性的专属颜色，一点也不夸张。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，女性与红色也是缠绵了上千年，那抹粉红色的纠缠或许就是从胭脂开始的。

女子千年的闺中密友--胭脂

中国女性使用胭脂已有几千年的历史，据五代时后唐一位学者马缟考证，他曾出任过国子监太学博士，其所著《中华古今注》有载“起自纣，以红蓝花汁凝作燕支”，其意为商纣时期，燕地的妇女采集一种红蓝花，取其汁液凝结为脂，用于粉饰容貌，称为“燕支”。如果马缟的考证成立，从商纣时期公元前11世纪算起，胭脂至少已经存在了三千多年。

也有另外一种说法，说这胭脂原产于中国西北地区的焉支山，而非华北的燕代地区。《五代诗话·稗史汇编》曾载：北方有焉支山，上多红蓝草，北人取其花朵染绯，取其英鲜者作胭脂。

焉支山，如果按照当今的中国地图，此山位于甘肃省张掖市的南部，在先秦与汉初时代，距离中原极其遥远，是游牧民族的乐土，胭脂是匈奴妇女的常用之物。

后来由于受到汉武帝的征讨，匈奴被迫向西迁徙，曾有哀歌，“失我祁连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；失我焉支山，使我妇女无颜色”。再到张骞出使西域时，将胭脂带回中原，由此受到了汉人女子的宠爱。

中原女子与胭脂的结缘理论上讲早于秦汉，有文人的背书为证。战国时代的宋玉，在《登徒子好色赋》中，用施朱抹粉来形容美人，《韩非子·显学》中也有“脂泽粉黛”之语。由此可见，女性使用胭脂怎么也不晚于战国。

几千年来，红色具化为一盒小小的胭脂，融入了女性的生活，缔造了红粉佳人，培养了红颜知己。它不仅是女性的闺中密友，更是温暖男性心田的软化剂。

红妆走入文学深处

胭脂在汉代从工艺上和审美情趣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。汉朝的经济发展推动了生产工艺的提高，工匠们学会了在花汁中加入动物油脂，便于保存的同时，也使其价位大大降低，以致于普通老百姓家的女子也用得起。

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精神层面的提高，增加了人们的审美情趣，读书人与士大夫们开始把女性的柔美妩媚写进了诗词歌赋里。

汉武帝刘彻在《汉书·孝武李夫人传》辞赋中写道：“既激感而心逐兮，包红颜而弗明”，其中的“红颜”就是指代美丽又爱涂胭脂的李夫人，刘彻大概是“红颜”一词的创始人。而最早描写女子红妆的诗为东汉的《古诗十九首》，其中有“娥娥红粉妆，纤纤出素手”，以此来形容女子的美丽。

到了南北朝，基于刘彻的影响，“红颜”一词的使用更加广泛，男性用它来抒发人生的不得志。比如庾信写了“恨心终不歇，红颜无复多”，以此来抒发自己在北朝做官的隐恨和回归南方的渴望。鲍照则写了“红颜零落岁将暮，寒光宛转时欲沉”，以此感叹容颜衰老，人生将终。最著名的民歌句子有《木兰辞》中的“阿姊闻妹来，当户理红妆”。

再到隋唐，国力空前强盛，物质力量雄厚，女性的妆容也跟着千变万化。新疆吐鲁番曾出土了一幅《弈棋仕女图》，墓主是武则天时安西都护府的官员，此图所描绘的是贵族妇女的家庭生活场面，图中少女的“桃花妆”尤其引人注目。

“桃花妆”的画法，以白粉敷面，再将胭脂涂抹于面颊及眼部周围，主要特点在于突显面颊的红，以红衬白，映衬前额、鼻翼及颈部的白，白里透红，香艳无比。不过依今天的审美标准来看，这“桃花妆”确实有点雷人。

女性妆容的多姿多彩，也为唐朝的诗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。李白有“玉面耶溪女，青娥红粉妆”（《浣纱石上女》），韦庄有“满街珠翠，千万红妆”（《怨王孙》），杜甫有“罗襦不复施，对君洗红妆”（《新婚别》），白居易有“见说白杨堪作柱，争教红粉不成灰”（《燕子楼》）等诸多诗句。

唐代以后，尽管妆饰风格有所变化，但女性对胭脂以及化妆的喜爱度则是有增无减，在发现的辽代墓穴壁画里，宋代的少数民族女子也酷爱红妆。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宝玉对胭脂更是在行，他说上好的胭脂先是拧出汁液，然后经沉淀过滤，再配上花露蒸制面成。可见，明清时期胭脂及红妆的发展又提升了不少。

红妆之美，不仅增添了女性的柔美，更将那抹嫣红插入了男人的骨髓，以至于在文学深处，处处可见它的影子。

石榴裙下展现女性魅力

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衣物中，有件绛红纱深衣（如上图），这至少说明，红衣在汉代已成为女性的装束，但此时的红衣还未达到普及的程度。

《诗经》里的许多女性形象，有普通人也有贵妇人，但大都以缟衣素服为主，红色仅是用来作点缀，或“素衣朱襮”，即白色衣领红色图案，或“缟衣茹藘（lǘ）”，即穿白衣佩红丝巾。根据周礼，当时的红衣主要为男性穿着，是天子和诸侯们祭祀时的礼服，没有点身份地位与红衣无缘。

直到汉代皇室尊崇红色，许多妃嫔和宫女都开始穿起了红衣红裙。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，使得社会生产快速恢复，棉麻和丝织品大量增加，为普通百姓改善穿着提供了机会，红衣红裙来了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，由皇室发起这股潮流，普通百姓很快效仿。

乐府诗中的酒家女都因为红罗裙招来了不必要的麻烦，“贻我青铜镜，结我红罗裾，不惜红罗裂，何论轻贱躯”（出自《羽林郎》）。唐朝李贺借用魏晋时期的民谣，改编了一首新版的《休洗红》：

休洗红，洗多红色浅，卿卿骋少年，昨日殷桥见。封候早归来，莫作弦上箭。

诗意是讲，一个桥下洗衣的姑娘，爱上了桥上驰骋而过的英俊少年郎，而少年为了求取功名奔赴战场，姑娘又劝他，千万别忘了自己，一去不复返。这首诗中的“殷桥”，有学者解释为，因为洗红衣而染红了石墩的桥。古人有河边洗衣的习惯，洗衣时要么用木槌在石墩上捶打，要么用手在石墩上揉搓，加上衣服掉色，染红石墩也不是没有可能。由此可见，红衣在唐朝是有多么的流行，不知有多少女子的红衣在石墩上浸染，才“染”出那座“殷桥”。

唐代大画家周昉用一幅《宫乐图》（如上图）展现了红色的女性魅力。图中宫女们有的穿红色长裙，有的着红色披肩，有的外着红色的罩衣，红色迷漫其中，经历了千年时光，仍有余韵令我们欣赏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红衣为何在唐朝女性上大放异彩？

主要原因还是离不开唐朝的发达，我们知道不少植物中含有大量的天然红色素，唐朝生产技术的发展，可以从许多植物中提取到红色染料，比如茜草、黑豆皮、山花等多个种类，提炼出的红色既浓烈又鲜艳，而在众多植物中，最为香艳的莫过于从石榴花中提取的红色精华。

石榴原产于西域，汉时进入中原，由于它的果实多，其汁液香甜，常用来比喻女子多子多福，而石榴花赤红如火，赋有生命活力，深受人们的爱戴。因此，穿上石榴花色的衣物也就顺理成章了，而且寓意深刻，它既代表一种吉祥，也代表了少女的青春活力，由此延伸出了用“石榴裙”来指代红粉佳人。

大约唐朝的女性都少不了一条石榴裙，唐朝的诗人就是这场风尚的见证者。李白“移舟木兰棹，行酒石榴裙”，白居易“眉欺杨柳叶，裙妒石榴花”，杜审言“桃花马上石榴裙”，万楚“红裙妒杀石榴花”等，可见，这石榴裙下藏了多少女性的魅力。

红衣红裙将女性与红色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，更加衬托出女性的内在潜质，不再敷于表面，而是直达女性的灵魂，让男性为之倾倒。

烈艳红唇开启的口红时代

口红的鼻祖-口脂，也是在唐朝发扬光大的。口脂，即涂在双唇上的胭脂，成分与普通胭脂接近，但是色彩更加鲜艳。

唐朝的口脂以红色为主，又以小嘴为美，因而有了“樱桃小口一点点”的说法。岑参在《醉戏窦子美人》中有写“朱唇一点桃花殷”，白居易夸自家的歌妓也写道“樱桃樊素口，杨柳小蛮腰”。不过，以今人的眼光来看，樱桃小口实在有点滑稽。（如下图所示）

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流行时尚在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标准，唐朝政府就鼓励这种标准，每逢十二月腊祭这一天，还给官员派发口脂、面脂和药品。意思就是说，让大家保重身体，口脂、面脂也有防冻功能，同时也让官员们的妻女打扮得漂漂亮亮迎接新年。而且包装也极其讲究，装在雕花的象牙筒里。

民间的口脂则比较亲民，口脂涂在纸片上，用时半含于口，以唇相抿，这种口妆的方式一直沿用到民国。

红色口脂将女性之美引向更加私密的部位，红色在女性身上得到了细节化提升，使得女性之美更具诱惑力。

一手构建“红楼”的花间派

文人墨客们的脑洞最是丰富，将女性的居所也与红色联系在一起，称为“红楼”。最早的说法见于唐诗，崔颢在《代闺人答轻薄少年》中写道：“桃李花开覆井栏，朱楼落日卷帘看。愁来欲奏相思曲，抱得秦筝不忍弹。”，但在唐代，用红楼指代女性并不多，真正将“红楼”发扬光大的是起于唐末、盛于五代的花间派，和横跨两宋的婉约派。

五代时，后蜀赵崇祚选录了温庭筠、韦庄等十八人的作品共五百首，编成了《花间集》，后世称之为花间派。

花间派的作品在思想上可取之处不高，但是其文笔华丽，富于美感，艺术成就很高。这些作品以女子生活为主要题材，自然少不了女子的居所，“红楼”就这样走入了花间词中，韦庄的《菩萨蛮》有“红楼别夜堪惆怅，香灯半卷流苏帐”，《闺月》中又有“美人情易伤，暗上红楼立”，《长安春》里则是“长安春色本无主，古来尽属红楼女”。

花间派香软的词风，被两宋许多词家所继承，如晏几道、柳永、李清照、朱淑真等人，题材仍以闺阁生活为主。晏几道的《踏莎行》有“绿径穿花，红楼压水，寻芳误到蓬莱地，玉颜人是珠蕊仙”，柳永的“处处青娥画舫、红粉朱楼”。女词人朱淑真的伤春诗“清明过了，不堪回首，云锁朱楼”。

而最让人们念念不忘的却是那部清代小说《红楼梦》，一入红楼深似海，百年之后，我们依旧沉浸在红楼儿女的悲情中无法自拔。怡红公子独倚栏杆，远眺红楼，昨日那支《红楼梦十二曲》仍悠悠在耳，爱红而无力护红的惆怅，眼睁睁看着千红一窟，万艳同悲，春尽花落，红颜褪色，孑然一身的贾宝玉以出家来为这曲红楼画上了终点。正如李商隐那句“红楼隔雨相望冷，珠箔飘灯独自归”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发现红色在女性身上一点一点的被挖掘出来，先是胭脂红，再到唇红，红衣红裙，直到红楼，将女性全身包裹其中，犹如一朵含苞待放的石榴花，娇香欲滴，烈焰迷人。